桂诗春 | 大潮拍岸浪花飞——应用语言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 【“一个人的40年”专栏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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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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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潮拍岸浪花飞——应用语言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

桂诗春 | 原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主要创始人

整理者：李金辉 | 广州外国语学院博士、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由整理者提供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桂诗春先生（1930-2017）是我国著名的应用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家，中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倡导者和主要创始人，中国高考英语考试改革的先驱。195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原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在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语言测试等领域著述丰厚，成就卓然。2011年获首届“广东优秀社会科学家”称号，2015年获“许国璋外国语言学研究奖”首届奖项“中国外语教育终身成就奖”。

2017年4月5日，桂先生溘然长逝，留下长文《大潮拍岸浪花飞》，深情回顾了应用语言学学科在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过程。本文为其精缩版，值此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征得桂诗春先生遗孀安群女士的同意，在此专栏推出，借以缅怀和告慰先生，并表达先生四十年治学感悟以及对后辈学人之殷切嘱托。缩减版由桂先生博士弟子李金辉改写，如有任何纰漏，由改写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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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诗春先生2015年获奖感言

我是新中国培育的第一代大学生。鉴往知来，倍觉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果弥足珍贵。我国的外语教育在这个开放改革大潮中经历过许多翻腾的岁月，我只想谈一点和我个人比较密切的事情——应用语言学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这个学科从小到大，体现了它的顽强的生命力，但是它发展神速，远超出我个人的视野。

桂诗春先生（1930-2017）

缘分的天空

应用语言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和茁壮成长，完全是历史的机缘。这也就是说，处在多方位的全球性环境中，中国要大力发展外语教育、而促进外语教育科学的发展乃是大势所趋。

1986年陪同国家教委副主任彭珮云视察工作

就整体而言，我国五、六十年代的外语教学可说是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随意性很大，教学的好坏全凭老师个人的经验。至于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课程设置），那都是上面规定好的，一般的老师并不怎样关心。按道理，外语教学从教学方法、教材、到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应该是一门科学，有其内在规律。可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一门科学。

中国创建应用语言学专业

1978年是我国“拨乱反正”的重要的一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使人振聋发聩。

1978年8月28日至9月10日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来自全国62个高等学校外语院系和高校公共外语教研室、11所外国语学校、10所中小学的代表，以及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中央有关部委的代表，共235人。

我得以躬逢盛会，听到了周扬、廖承志、许国璋等人的报告和讲话。会议提出的《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经国务院批准，由教育部于1979年3月印发全国有关学校。《意见》的第7条为加强外语教学法和语言科学的研究。

配合座谈会的召开，《光明日报》11月9日的《教育科学》版11期，登了3篇文章，季羡林老先生的《外语教学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从宏观上提出外语教学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管见的《希望放映一些原文版的电影》从微观上提出加强外语学习者和外语的联系的建议。

桂诗春的《要积极开展外语教学研究》指出，“应用语言学把普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应用来指导外语教学，正在发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引进应用语言学，组织广大教师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吸收这个学科的精华，以逐步建立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符合我国实际的应用语言学体系。有一个思想需要廓清：教师要提高教学质量只要提高语言水平就足够了，不必讲究什么教学方法。其实，语言教学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随心所欲的东西；怎样把教师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是一种复杂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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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光明日报刊文

1978年我们（当时的广州外国语学院）开始招收第一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同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刊物《现代外语》。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我国是1981年才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我们招收应用语言学研究生时，还不知道能否授予这样的学位。在申报学位时，我们只是按习惯申报一个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后来审批下来，我们居然除了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外，还多了一个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点。

后来才知道，这是教育部高教一司外语处蒋妙瑞、任丽春的建议。把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连在一起，在英、美、澳、加等国的大学也有这样的做法，如School of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1986年，我们又进一步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2000年成为国家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001年顺利通过教育部的审核，是迄今我国外语界在此领域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

广外首届英语博士论文答辩会

我们在创办这个专业时主要是抓了下面几件工作。

1. 培养骨干。首先是举办了各种应用语言学培训班，从几周到一年，学员是在职的高校教师，教员则是来自英、美、加、澳等国的教授。这些培训班就是播种机，很多学员回到原单位去，就开始耕云布雨，扯起应用语言学的风帆。

与此同时，我们又派出自己的老师往国外和香港进修或攻读应用语言学的硕、博学位。对年纪稍大的教师，我们主要是提出具体开出一门应用语言学课程的要求。从1986年开始，我们又开办了“应用语言学暑期讲习班”，每期学员100余人。

为了扩大影响，我们还把讲习班办到一些西北和西南的地区。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能够开出应用语言学的大部分的核心课程。

2. 开展学术交流。1980年，广州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学院联合在广州“应用语言学与英语教学”的学术讨论会。参加者有来自全国11个省市22所高等学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单位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学院的代表共45人。

1985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下，由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和广州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讨论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the Chinese Context，简称ISTEC），会议规模很大，国内正式代表及特邀代表共48人，列席代表40余人，来自52所综合性大学。

来自国外的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教学法专家、测试专家有20多名，例如来自北美的有R．Tucker（华盛顿应用语言学中心主任），J. Alaties （美国Georgetown大学, TESOL主席） ，R. Bailey （美国Michigan大学），W. Bright （美国California大学，美国著名的Language的主编）， C. Paulston （美国Pittsburgh大学）， B. Robinett （美国Minnesota大学），T. Rodgers （美国Hawaii大学），M. Swain（加拿大Ontario教育研究学院）；来自英国的有H. Widdowson（英国London大学），A. Davies（英国Edinburgh大学), P. Strevens（英国Bell教育基金会总理事、剑桥Wolfson学院）， A. Maley（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印度代表），U. Jaspar（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代表），来自澳洲的有M.A.K. Halliday （澳洲Sydney大学），J. Platt （澳洲Monash大学），还有来自港澳地区的有Van Naerssen（香港中文大学），张日升（香港中文大学）Gail Fu（香港中文大学）， 邹嘉彦（香港理工学院），余晃英（香港理工学院）， M. Macmillan （澳门东亚大学）。长期在华工作的专家David和Isabel Crook也参加了会议。

国内的专家教授，如陈嘉、王佐良、许国璋、丁往道、胡文仲、胡壮麟、陆慈、李观仪、陆国强、孙骊、杨惠中、李筱菊、何自然、桂诗春、杨秀珍、莫华树等也都参加。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王佐良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据我所知，这次国际讨论会是在中国大地上首次召开的关于英语教学国际会议。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

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有（1）汉语社区的英语教学；（2）大纲设计和教材编写；（3）专业英语和学术英语；（4）阅读和写作的教学方法；（5）语言习得、英语教学中的社会和文化因素；（6）语言测试。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有60多篇，国内教师提出了48篇。大会最后由Halliday代表所有海外参加者致词，他先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然后再用英语发言。

1985 年发起召开首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讨论会

1992年在天津召开了中国英语教学研讨会（ELT in China），可以说是这个会的延续。参加会议的有200多人，绝大部分是中国英语教师，而且按照全国英语教学研究会许国璋会长的意见，让每一个参加者都有机会上台宣讲自己的论文，结果是除了主会场外，还有6个分会场。这是我国英语教育开展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一次大检阅。

3. 积极引进学科的专业书籍和杂志。要培养人才，不能没有图书，当时的广州外国语学院优先购进和订阅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专业书籍。其藏书的丰富是国内知名的。

有一次，英国文化委员会派英国著名的应用语言学专家Brumfit来学院考察，以了解是否具备执行中英合作项目的条件。他跑到我们的资料室，吃惊地发现里面居然藏有一本希腊先贤的语言学著作，说“这本书我在英国找了很多间图书馆才找得到”。

我们还认为，结合中国实际编写一些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教科书，是普及学科的好办法，因为不见得很多学生都有机会看到原著。

在湖南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编写和出版了《语言学系列教材》，共有10本《普通语言学基础》（王刚）、《语义学导论》（伍谦光）、《语用学概述》（何自然）、《语篇分析概要》（黄国文）、《应用语言学》（桂诗春）、《文体学概论》（秦秀白）、《系统功能语法概论》（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应用心理语言学》（王初明）、《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桂诗春），《社会语言学概论》（祝畹瑾），其中7本是我院教师编写的。

许国璋教授亲自为这套教材两次作序。在第一次所作的序言里，他说：“1988年有六部讲语言学的书同时出现在我们中间。它们的出现和存在会形成一定的影响，一种力量，推动我们文科的科学教育。我们衷心期待着。”在第二次所做的序言里，他又说：“我曾经读了系列中大部分书，其审细明察，叫人折服，这里点燃了一个文化火堆，它的光亮为我们共有共享，一旁是辛苦的添薪者，却像过去一样不求闻达。”

他专门谈到了广州外国语学院的桂诗春、上海交通大学的杨惠中和北京大学的祝畹瑾，其实他介绍了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系列中引进了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些新兴的学科。这些学科的共同特点是实践性、技术性很强，学文科的人往往视如畏途。

与此同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也在筹划出版另外一套视野更广的《现代语言学丛书》，我记得是在1981年杭州召开的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期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和我接触，让我主编这一套丛书。我建议找许国璋和王宗炎两位语言学界老前辈出任主编。我首先和许老接触，他即爽朗地同意。由此开始北许南王的合作，从主编《丛书》到《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合编“语言学、世界诸语言”这一分支学科的条目。两位前辈对主编《丛书》可十分认真，从选题到看稿都亲力亲为。

4. 参加应用语言学的实践活动。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关键在于实践。实践的核心就是结合中国的实际。

我们组织或参与的项目包括编写《交际英语教程》（CECL, Communicative English for Chinese Learners）（李筱菊）。英语水平考试和高考英语改革（桂诗春、李筱菊、李崴）。中国学生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桂诗春、王初明等）。汉英语用差异调查（何自然、阎庄），中国学生英语语料库（桂诗春、杨惠中），英语写长法研究（王初明、郑超等）。

与美国教育测试服务中心高级研究员曼宁先生及李筱菊研讨英语标准化考试问题

其他外语院校也有许多实践活动，例如高考的英语科的改革，参加命题工作就有北京的几间院校的教师，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所开展的两个大规模的调查《中国高校英语本科教育调查》和《中国英语本科学生素质调查》，前者牵涉到29所院校3785名学生，参加调查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和广州的9所院校的23名教师和10名研究生。后者来自15个院校的386名学生，有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调查报告发表为《中国英语教育研究》（刘润清、吴一安等 2000）。

风物长宜放眼量

应用语言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正在昂首阔步地迈入21世纪。应用语言学的领地正在不断地扩充。这就使得Widdowson（1984；2000）提出“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AL）和“语言学的应用”（Linguistics Applied，LA），在LA里，语言理论和语言模型都是来自语言学的；作为一种活动而言，它主要是遵奉主义的。相反的，AL可以有它自己的非遵奉主义的理论、发展它自己的有关的描述模型。

对LA而言，核心问题是：现存的语言学描述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解决我们所关心的语言使用的实际问题。对AL而言，核心问题是应该怎样设计有关的语言描述模型，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它们的有效性？

这种区分确有其必要性，例如在我国有两本《应用语言学》，桂诗春写的那一本谈的是外语教学，刘涌泉的那一本谈的却是机器翻译。我国社科院还有一个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出版有刊物《语言文字应用》，其英文名字是Applied Linguistics，刊物的宗旨却是宣传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研究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开展对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研究，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其实，前一种是AL，后两种则是LA。

Blackwell出版社约请Davies和Elder主编一本新的《应用语言学手册》(2004)，他们仔细地研究了AL和LA这两个传统，认为都有存在的理由。

LA源自Roman Jacobson所带到美国的欧洲哲学传统和北美人类语言学野外调查传统。它使用语言数据来发展和检测语言理论，并不关心“现实世界”的语言问题，这个传统所采取的是先理论、后研究的方法。

AL的传统来自英国语言学家Henry Sweet和J.R. Firth。Davies等人认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AL和LA两个传统的汇合, 这个传统所采取的是先研究、后理论的方法。

近年来，我国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业，不但在外语院校和综合性大学里，就是在理工科大学里，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主要是为了适应世界多元化格局的变化，中国人需要学习外语，外国人需要学习汉语，我国的少数民族也需要学习外语和普通话。

那么作为二级学科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应该放在哪一个一级学科下面，就成了问题。它一直是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后来又想放到汉语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最后是把学科分别冠以国外和中国，变成两个专业。

其实从科学体系的角度看，这种区分并不见得很妥当，因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较好的办法是设立语言学的一级学科，然后在一级学科下面设多个二级学科。

从应用语言学的学科研究看，我国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各种外语的学刊和杂志上，关于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的文章大量增加，而且摆脱了单纯引进的状态，结合我国实际开展一些认真的探讨。

在研究方法上、实验性的研究数量也大大的增加。这都说明我国的外语教师在应用语言学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更值得一提的是在2002年新加坡召开的13届AILA上，我国被正式接纳为会员国。我期望更多的中国英语教师和应用语言学研究者走上国际的应用语言学舞台。

2015年获首届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中国外语教育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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